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案件一):被误判的谋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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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昌钰(Henry Chang-Yu Lee),1938年出生于江苏如皋,美籍华人、刑事鉴识专家、美国纽黑文大学终身教授。曾于全球几十个国家调查重大刑案8000多件,如肯尼迪总统被杀案、尼克松“水门事件”、美国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等,因屡破奇案而被冠以“当代福尔摩斯”“物证鉴识大师”“等称号。

本文节选自《血液吐真言: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2》,讲述李昌钰通过对犯罪现场的血液分析而侦破案件的一段经历。(选做文章时有删减)

法庭科学调查人员的工作很有吸引力,但也是耗时、耗力,非常单调的苦差事。尽职的法庭科学调查人员必须主动加班加点,牺牲与家人及朋友欢聚的时间,竭尽全力满足所承担的任务提出的各种复杂需求。

法庭科学家的工作依托其应用逻辑分析能力,他们绝对有必要保持思想开放。警方侦探和调查人员则培养出了自己的直觉、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即便经验丰富的法庭科学家和警方侦探,也可能会在未考虑一系列符合逻辑的恰当合理假设的情况下贸然下结论。

草率作出的结论有可能会导致错误。在我这么多年认识的警察或其他专业人士中,从未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这是人的本性,我大概也是如此。

苏珊·巴勒特(Suzan Barratt)案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才华横溢且经验丰富的法庭科学家也有可能立即作出错误判断,把一个意外死亡现场认定为明显的谋杀现场。当接到电话时,调查人员牢记着这样一个事实,即70%~80%的杀人案都是由认识被害人的人实施的。如果电话中提到长期酗酒,那么接电话的调查人员可能更会倾向于以公式化的方式看问题。

苏珊·巴勒特案值得关注,因为它证明了在为特定事件展开调查以获得特定法律结果之前,必须细致且专业地研究整个现场。

圣露西港(Port St·Lucie)是佛罗里达州著名的“宝藏海岸”(Treasure Coast)地区的一部分,46岁的斯蒂芬·海恩斯(Stephen Haines)与同龄的未婚妻苏珊·巴勒特在这里租房住。

“宝藏海岸”地区由通往波光粼粼的大西洋的数英里宽海滩组成,是美国风景最美的地区之一。冬季的数月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如雪鸟般从北方来到这里享受充足的阳光。每年2月和3月,游客们在此驻足,观看纽约大都会队(New York Mets)等主要联赛棒球队的年度春训。

圣露西港本身是个小城市,许多居民都是在北方退休以后来到这里的,或者如海恩斯和巴勒特一样,从国内的其他地方搬到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到1999年10月,他们已经共同生活了18个月。斯蒂芬·海恩斯自1981年起就住在圣露西港,多年前即已在海滨拥有了一个摊位。后来,他关闭了摊位,跑到佛罗里达州斯图尔特(Stuart)的海岸汽车保养厂(Coastal Car Care)当了一名汽车技工。

苏珊·巴勒特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之前住在新泽西州,父亲去世后与母亲一起迁到佛罗里达州。海恩斯是出了名的爱喝酒,而巴勒特也是个酒鬼——在本案侦查的后期,她因酒后驾车被拘捕。两人的朋友和邻居都知道他们俩有大量饮酒的习惯。

苏珊·巴勒特的母亲伊莱恩·巴勒特(Elaine Barratt)不喜欢斯蒂芬·海恩斯。1998年的母亲节那天,她在位于哈奇逊岛(Hutchinson Island)附近的家中对女儿的男朋友说,他是不受欢迎的。

1999年10月4日即星期一的中午,警察接到伊莱恩·巴勒特打来的报警电话。她说,她那几近发狂的女儿在上午11点左右发现斯蒂芬·海恩斯赤身裸体地死在他们家车库的地上。

圣露西港的警察立即抵达现场,侦探也迅速赶到。他们看到斯蒂芬·海恩斯面朝下躺在车库的地面上,脸部至北墙沿途有少量血浆。尸体可见大量挫伤和擦伤痕迹。车库地面遍布血迹和血污。通往房子的门附近的角落里有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烘干机。侦探在洗衣机里找到几件沾了许多血的衬衫、裤子和毛巾。这些物品马上被作为证据扣押。

侦查人员沿着一串滴落血迹进入一条走廊,而走廊通往厨房。在厨房里发现了大量血滴和血污。厨房旁边是起居室。侦探们在起居室的地面上发现了两枚血足印,以及类似于人体形状的两处血迹。

起居室四周也发现了血滴。而且,侦探们在起居室地面的血迹间还发现了一些绿色玻璃碎片。

沿着血滴搜寻,侦探们在浴室地面找到了更多的血污和喷溅血迹,抽水马桶里还有淡红液体和血样物质。不仅如此,侦探们也看到了冲刷和清洗浴盆的痕迹,但浴盆里还有血液残留。经过细致的搜索,侦查人员又在房子四周发现了更多的血迹,还在后院看到一块洗过的地毯挂在野餐桌的上方,仍有血样液体正从地毯滴落到野餐桌下的水泥地上。

法医官抵达现场后,斯蒂芬·海恩斯的身体被翻了过来。经过检查,警方侦查人员在他的身体上发现了更多的挫伤和血污。此外,死者鼻梁周边的区域有一处划伤。这处划伤似乎是被利器砍切形成的。自在起居室地面发现玻璃碎片之后,侦查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去寻找杀人凶器。侦查人员翻遍了垃圾桶,找到一个空酒瓶,上面有少量褐色痕迹。在房子前面的路边上,侦查人员提取到一个白色垃圾袋,里面有许多空啤酒瓶罐和血液。

苏珊·巴勒特昨晚一直在家。当警察抵达时,她正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似乎一心只想打扫她的住处。她大声抱怨到处都是血,并且一直坚持要侦查人员离开她家。

警察注意到,巴勒特的右前臂肿了,指关节处有新鲜的刮擦痕迹。侦查人员还发现,她的指甲里和双腿、双足上都有干了的血。

在接受询问时,巴勒特告诉侦查人员,海恩斯长期有酒精诱发出血症状,只要皮肤划伤,就会让他流许多血。侦查人员还注意到,在首次询问过程中,巴勒特丝毫没有表现出对其未婚夫之死的悲痛。

圣露西县法医官弗雷德里克·霍宾(Frederick Hobin)于10月4日晚完成对海恩斯的尸检。他认为海恩斯死于“多处打击伤(深部挫伤)”。他指出,海恩斯身上共有140处伤痕,分布在脸部、头部、四肢、手部、胸部和背部,包括3处肋骨骨折。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警方的侦查报告,霍宾博士得出结论:海恩斯是被钝器打击致死的,这是一起杀人案件。

10月4日早些时候,警方在圣露西港警察局对苏珊·巴勒特进行了4小时的询问。即便在她本人要求获得律师帮助之后,警方也未对她宣读“米兰达告知”。在拖沓的询问中,侦查人员从巴勒特处得到了一些新的信息。她最终告诉警察,发现海恩斯尸体的前一晚,他们俩大吵了一架,她几次殴打其未婚夫,用脚踢他,还用酒瓶击中他一次。巴勒特说,吵完架后,她躲进了卧室,而海恩斯进了浴室。大概半夜时分,她走出卧室,看见海恩斯正在喝啤酒。

10月6日,警方认定海恩斯死于他杀。10月15日,苏珊·巴勒特被捕并被控二级过失杀人罪。巴勒特一开始被关在圣露西港拘留所,没有保释。数天后,巴勒特聘请佛罗里达州斯图尔特的理查德·D.基比(Richard D.Kibbey)律师为其辩护。基比申请并获准进行保释听证会。巴勒特最后以10万美金交保候审。

理查德·D.基比是一位聪明老练的律师,已在这一领域闯荡多年,且名声卓著。警方认为,斯蒂芬·海恩斯在家中留下了大量喷溅血迹,这是他被击打后的结果,击打是他的死因。理查德·D.基比认真研究了现场照片,根据他的经验,警方的血痕证据并不足以证实他们的观点。基比注意到了那些血污,它们可能是某人挣扎着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留在身后的。

1999年11月,我在康涅狄格州警察法庭科学实验室的优秀助手瓦莱丽·舒克(Valerie Shook)首度接到理查德·D.基比的电话,他要求和我谈谈这起案件。我和往常一样非常忙,每年的这段时间里尤其忙,原因是许多法院试图在年底前清理积案。因此,就像税务会计要赶在4月15日以前完成一样,各地律师似乎都想让我在圣诞季之前为他们的案件出庭作证。基于这个原因,我没能给理查德·D.基比回电线日生日那天在办公室工作时,不死心的理查德·D.基比再次来电,我和他进行了交谈。听着他非常专业的介绍和看法,我很快被他的诚恳打动。他让我相信,在本案的处理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的地方。我最终同意让他先把现场照片和相关报告送过来看看。

两天后,我收到理查德·D.基比寄来的一个大包裹,里面有尸检报告、现场勘查笔录、口供等陈述的摘要和100多张犯罪现场照片。虽然有许多照片实际上是重复的,但它们形象地证实,死者家中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大量血迹。这些血迹主要是血污、血赤足印和低速垂直滴落的血点。我认为,理查德·D.基比的看法确实是对的,我所看到的这些血痕证据并不能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案。

我认为,尸检报告中对伤口的描述似乎有两个不协调之处。其一,血迹遍布房中,出血量与海恩斯的伤不符。客观地说,我们无法从照片中得出精确的出血量。但是,即便仅凭经验,法庭科学家也能进行估算,辨别出是少量出血、中量出血、大量出血或超大量出血。从出血量以及出血的方式,我们可以推断一个人最有可能的创伤类型。

海恩斯住处有大量血迹,但他仅鼻子上有一处小小的划伤流血,这显然是不太合乎情理的。这些血液绝不可能来自那140处以挫伤为主的损伤。现场的血迹应当有其他来源。

其二,海恩斯家中的血迹形态可以提供一种不同于谋杀的清晰解读。房内发现的大多数血迹都是血污和低速被动血滴。血污通常是少量血液由出血处转移到另一个接触面时形成的,低速被动血滴则是血液在不附加任何外部或内部作用力的情况下,仅基于重力作用滴落而形成的。在存在严重挫裂伤、多处切创或刺创的杀人现场,法庭科学调查人员通常会在现场看到各种不同的血迹形态,例如喷溅到墙上或天花板上的血迹、动脉崩裂或喷溅血迹以及形成血泊等。

此外,在海恩斯家中地面上发现的血滴是中空的,这也是一种很奇特的形态。我把我对犯罪现场的初步判断告知理查德·D.基比律师,并要求他尽可能多给我一些现场照片或视频。我尤其想看到这些血滴的细目照,这样我就能够对这些血滴进行更细致入微的研究。

这时我正全力参与由一个多部门联合工作组主导的一宗系列杀人案件的调查工作,因此直到多日后才给理查德·D.基比律师回电。接到电话的基比非常高兴,特别是当我告诉他,我也无法根据这些血迹形态证据认定本案是用酒瓶实施的杀人案时,他尤其显得兴奋。

不过,正如我对所有律师——不论是辩护律师还是检察官——都要说的那样,我告诉基比:物证带我到多远,我就走多远,仅此而已,不管这样对其诉讼是否有利。基比立即对我的基本原则表示赞同。我还指出,本案死者的死因是理所当然的主要问题,对此他可以联系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s)博士。约瑟夫·戴维斯有着深厚的法庭科学知识,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法医遗传学家,曾担任迈阿密戴德县(Dade)首席法医官和美国法庭科学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orensic Scientists)主席,他的墙上挂满了各种证书和感谢信。基比一边寻求戴维斯博士的帮助,一边入禀法院,戈斯林成功地让法院承认被告人苏珊·巴勒特“较为贫困”(partially indigent),由佛罗里达州支付延聘外部专家所需的费用。

诸葛亮会2000年1月,我将前往佛罗里达南部参加一个执法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好朋友弗兰克·常(Frank Chuang)及太太李丽(Lily)邀请我与妙娟到他们位于伯克莱屯(Boca Raton)的家中小住,教我们打高尔夫球。我告知理查德·D.基比,我们俩可以在附近的一家会所碰头,对本案进行详细审查。

一天下午,基比律师来了。我和他之前素未谋面,但很快就发现彼此很投缘。我们决定到会所楼下没人的棋牌室,摊开本案所有报告、书证和犯罪现场照片。我们钻研了所有材料,其中有些是我之前没有见到的。

当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时,当地桥牌俱乐部的几名女士前来玩牌。不用说,几名年长的女士被映入她们眼帘的场景吓坏了。戈斯林其他人则对案件非常感兴趣,还想上来帮忙。我庆幸有个好律师在场去解释为何她们的桥牌桌上会“装饰着”可怕的男子裸尸照片。先前受到惊吓的女士们不久即退了出去,同意我们收起材料到另一个房间,我们在那儿继续对证据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

对案件的介入越深,我越能感受到基比和他可爱的妻子戴纳(Dana)以及他那聪明又高效的助手凯莉·威森(Kelli Wison)对妙娟和我的友谊以及帮助。我们两口子这次旅行起初纯为学习打高尔夫球,但最后成了非常刺激又卓有成效的破案之旅。这次会谈之后,理查德·D.基比和我又通过电话继续讨论了本案的血液证据、新获取的材料、一家地方刑事实验室的报告和之前寄给我的其他照片。一回到康涅狄格州,我家中的那间小实验室就高高地堆起了本案的各种材料。我们马上开始为本案的下一个法律阶段即预审做准备,而这次预审将决定有无足够证据将本案移送审判。

2000年3月22日,约瑟夫·戴维斯博士和理查德·D.基比飞至康涅狄格州,与我在纽黑文大学的办公室开了一次“诸葛亮会”。见面后,我们仨又把所有证据审查了一遍。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根据各自的专长,对任务进行了分解:约瑟夫·戴维斯博士负责尸检报告和其他法医学证据;理查德·D.基比负责侦查报告;我本人则负责物证和现场重建。

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来不及吃午饭,之后我开车把他们俩送到位于特威德(Tweed)的纽黑文机场搭乘下午晚些时候的航班。飞机延误了,于是我们找到航空站附近的一个小山包,摊开材料继续工作。三人独立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斯蒂芬·海恩斯极有可能是自然死亡,本案不是杀人案。

飞机延误让我有时间向约瑟夫·戴维斯博士和理查德·D.基比阐述我对微量物证和血迹证据的认识。微量物证通常又称为转移证据(transfer evidence)。当两个物体表面发生接触时,彼此之间会出现物质转移,从而形成这类证据。

我在斯蒂芬·海恩斯的双足发现了灰色的油漆剥落、各种纤维、中速血液喷溅和反弹的星状血液喷溅(血滴落在血上,形成放射状效果)。这表明,海恩斯有可能光着脚在住宅和车库四处走动。当他的脚踩到自己的血液时,血液便发生了转移。之后他的脚沾到了车库地面的油漆碎屑和来自房内地毯的纤维。如果他被击倒在地,随后被打死,那么他的脚上不太可能会沾染这些微量物证。油漆碎屑、纤维和其他微量物证的量表明,他在房内四处游走了很长时间才猝然倒在车库地面。对现场血滴的细致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有趣但非常重要的事实。厨房、起居室、浴室、走廊和车库地面上累计有大约4000~5000个血滴,其中至少有60%是中空血滴。也就是说,这些血滴的中间没有血,仅外围边缘一圈有血。

在过去45年担任警方调查人员和法庭科学家的职业生涯里,我曾数次在犯罪现场见过这类中空血滴。这种血滴是由从肺部呕吐或咳嗽出来的血形成的。血液从肺部或气管经口中流出时,掺杂了大量气泡。一旦血液坠积在物体表面,气泡极有可能会留在血滴的中心位置。血干了以后,气泡会突然迸出,从而留下一个中空的血滴形态。

我想起30年前曾被叫去协助调查的一起“杀人”案。当我抵达犯罪现场时,当地警察局局长告诉我,有个老太太被她的丈夫杀死了。我看到摇椅上坐着一名男子,面无表情,一动不动,身上全是血。

局长说,看起来好像就是他干的。我检查了死者的身体,没有找到任何表面创口。但是,厨房台面、桌子和地上全是中空的滴落血痕,浴室也发现了类似的血滴。这对老年夫妇家中到处都是空酒瓶。后来我注意到,急(慢)性醇中毒(经常过量饮酒导致的一种病理现象)容易造成肝损伤和吐血。

预审听证会佛罗里达巡回法院法官罗伯特·梅肯森(Robert Makemson)于8月底召开了本案的预审听证会,把开庭审判日期暂定在10月23日。8月25日,即星期五,理查德·D.基比认为,苏珊·巴勒特有关其殴打海恩斯的供述是警方在发现海恩斯尸体不久后的4小时询问中以非法胁迫方式获得的,警方对这次询问还进行了秘密录音。

理查德·D.基比提出一项动议,即警方在此次询问时收集的所有证据——包括警方所扣押的巴勒特衣服上发现的血迹证据——都必须排除。

控方认为,巴勒特主动向侦探提供陈述,并且询问时警方并未限制其自由,她有权随时离开。不过,警方也承认,近乎发狂的苏珊·巴勒特曾经问过她有无必要请律师,但她并不想起身离开。侦查人员还说,苏珊·巴勒特在询问过程中不太像是喝醉了的人,尽管询问2小时后的血液采样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0.024,而这一数值是可推定为酒驾的数值的3倍。

一名侦探曾指出,他在这次录音式询问过程中曾经提醒苏珊·巴勒特,她还没有被逮捕,如果想走,她随时都可以自由离开。侦探们也证实,他们为苏珊·巴勒特提供了饮料,还让她在其母亲伊莱恩·巴勒特的陪同下到警察局室外吸烟。

在对警方侦查人员进行交叉询问的过程中,理查德·D.基比不断重申他们没有向苏珊·巴勒特宣读“米兰达告知”:她可以保持沉默,她所说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指控她的证据,她有权见律师。

理查德·D.基比认为,侦查人员在没有执行逮捕和进行“米兰达告知”的情况下,以为他们可以继续进行“非羁押式询问”(noncustodial interview),想问多长时间就问多长时间,这种做法显然侵犯了苏珊·巴勒特的权利。伊莱恩·巴勒特也认同基比的说法。

她在证词中陈述,她的女儿当天上午发现海恩斯的尸体后给她打电话,又是尖叫又是歇斯底里地哭喊。伊莱恩·巴勒特陪女儿去了警察局,警方询问的部分时段她在场。伊莱恩·巴勒特说,她的女儿在整个询问过程中都是蔫蔫的,但她们俩都没有选择离去,因为她们觉得这样做不合适。她还表示,警方没有向她女儿宣读“米兰达告知”,也从未准许她打电线日,即星期五,罗伯特·梅肯森法官裁决,警方1999年10月4日对苏珊·巴勒特的4小时询问是胁迫式询问,她在这次询问过程中所作出的所有陈述,都不得被采纳为本案证据。控方团队有名成员后来证实,警方曾对巴勒特暗示,她并非想走就能走,比如说有侦探命令她待在房前的警车内,她被用警车送到警察局,到达警察局后被要求等待问话,等等。在我看来,法院采信了我的证言,认定斯蒂芬·海恩斯是自然死亡,死因很有可能是他喝醉酒、身上出现的多处挫伤以及之前就因酗酒而导致的出血问题。

9月22日,即星期四,控方宣布,因缺乏证据,他们决定撤销对苏珊·巴勒特的二级过失杀人指控。控方还称,除了发现斯蒂芬·海恩斯尸体当天那次有瑕疵的询问所获得的供述外,在苏珊·巴勒特指甲内刮取的血液证据、对其血液的采样检验结论以及从其衣服上提取的血液证据均被法院排除。

在控方决定放弃指控苏珊·巴勒特后,理查德·D.基比指出,圣露西港警方侦查人员之所以犯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经验。他解释道,“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部门”。我认同这一说法,因为我们都会犯错。警方侦查人员四处查看了苏珊·巴勒特两口子的车库和房内各个房间的血迹,然后立即就下了一个结论,而法医官关于海恩斯死于他杀的判断又进一步强化了警方侦查人员的认识。一开始,控方就应有人提出质疑,斯蒂芬·海恩斯是个酒鬼,他有无可能死于自然原因。如果有人这么做,那么将使苏珊·巴勒特和她的家人免遭许多痛苦。而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风险:这位无辜的女子会因自己从未实施的行为而被判有罪,并被投入监狱服刑多年。美国司法制度的设计目的是保护无辜者和追诉、惩罚有罪者。作为人类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美国的司法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不过这已是我们能够制定的最好制度了。

我可以自豪地说,法庭科学证据在本案的正确处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科学事实不会歪曲案件真相,相反,它们反映了真相。正如我在佛罗里达州的斯图尔特为本案作证时所说的,法庭科学证据从来不会偏袒诉讼的任何一方,它只关乎真相。

节选自《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2:血液吐真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